3 法的显明与晦暗
对于战国初年的变法家而言，在吴起和商鞅的惨剧后，变法的一个巨大困难摆在面前，那就是如何帮助国君限制士族与群臣。在这个基础上，兴起了申不害的”术“流与慎到的”势“流，法家的”痛苦“之法从这里生发，并会在后来的韩非子那里形成一种系统化的可怖道路。
音频链接：
【0001】我们这里说了墨家与这个子夏对于法家的影响，那我们现在就回来看看早期法家本身对于他们自己形成，或者不能叫早期法家，没有早期法家这回事，早期变法者对于法家思想的几个影响。因为我们知道法家思想集大成是荀子儒法兼并，最主要是韩非子，到韩非子的时候，这秦始皇马上要统一天下了，这已经是战国最末期了。而战国中与法家在政治实践上高度相关的是变法，而变法实际上是战国的最早期。所以说战国最早期有李亏吴起商鞅变法，而中间是老庄、孟子以及纵横家非常兴盛的年代。整个这些变法等等所谓法家思想，真正形成思想体系韩非子，要等到战国的末年了。所以可见所谓这个法家思想，可以说在战国之中是一前一后，早期是一堆政治实践，以及从墨家和子夏这里吸收一些思想资源，要一直沉淀到最后到荀子、韩非子的部分才集大成。所以说我们的讲法，讲战国的讲法，我们不是按照这个时间顺序往后讲吗？所以我们这里先讲法家，然后中间我们去讲这个孟子，讲老庄，最后我们再落到韩非跟荀子之上，所以现在我们关注的就早期变法过程之中，对于法家的思想使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么一个问题。这部分关心的就是跟实际历史相关了，就早期这些变法者遇到什么障碍。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如果没什么障碍，有什么问题是没有必要用什么思想史的发展，没有必要用新的想法去突破它的。就像怀特海说，人产生这个creative thinking，那肯定是有这个imports，是有这个生存危机，在之中人们才会产生新的想法的，我们就来再次回到这个变法时代，来看变法遇到什么问题，而人们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002】那么在战国最早期，一个很凸显的变法中的形式，就是成文刑罚的形成，尤其是李亏的法经以及商鞅将法经带到秦国，形成秦国版本的法经作为基础。也就是说，在战国初年之前，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子产铸刑鼎的这个说法，但是数量和执行力度比起变法初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成文的法典形成这种外在规范，你看这跟子夏产生关联，这个迫切的需要确实是一个新玩意儿。我们要看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产生这种迫切的需要呢？子产是著了刑鼎书，当时晋国的叔向对此非常不满，但晋国的叔向在左传昭公29年，记述晋国叔向也模仿著了鼎书，孔子对其非常不满。我们就来看儒家是持什么理由来反对成文法典。首先，我们之前说过，孔子说君子执行，君子是不会放弃一切惩罚的。但孔子为什么不希望这个惩罚变成成文法呢？孔子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也就是说，哎呦，叔向著这个刑鼎，这个晋国危险了，因为他失掉了中道，为什么失掉中道呢？也就是说，这个晋国是以人为法度，以卿大夫以序首支，名仕已能尊其贵，就是因为人民是看着这个卿大夫的言行作为才能够产生这样的威严，或者产生这样的信任。正是因为贵，就人们以其言行，以其身份为贵，才能够守其业。比如说，人们需要去尊重卿大夫，卿大夫才能够在他的封地上守其业，贵贱两分，这就是度。所以孔子接着说，金器是度也，而为刑鼎，铭在鼎矣，何以尊贵贵和叶之手，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也就是说，今天你铸了这个刑鼎，那这个人民就不会再往上仰仗卿大夫，就看这个鼎上的文字和要求不就完了吗？这样的话，他为什么还要尊重卿大夫呢？如果他不尊重卿大夫，卿大夫如何守其业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又何以为国呢？所以孔子为什么反对这个东西，很明显因为孔子知道，铸了这个成文法，人们对于法的关注就会替代对于人的关注。而孔子的秩序是建立在人伦秩序和人际秩序之中的。当然，孔子会认为成文法会大幅度的对于人际秩序产生替代，只要产生替代，有法不在法之外，人们就对侍卿大夫就不再在意了。但很明显我们能够知道儒家这种模模糊糊的有点暧昧的人与人的礼的秩序，如何才能够实现类似于墨子所说的兼爱一样的标准化的命令式的效果呢？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我们之前也说到战国的初期，因为这个铁制农具的使用，兼并战争的产生，各个国家对于民都产生了更迫切的需要。在过去，民只要在各个贵族的封地之上不要造反，按时种地，把地种好，把这井田种好就行了。现在既要民开伐来做这个战备，要种军粮，要当士兵，要做后勤保障，再就是形成了对于民更直接的需要。所以说这个时候，对这种民产生更直接的惩罚才变得迫切，就比如说商鞅，商鞅惩罚啥呢？只要你不分家，就要惩罚你，只要你乱搬家就要惩罚你，只要你不服徒役就要惩罚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成文法的颁布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通过这点，我们就能够明白法家的这个所谓法制与我们今天所讲的限制，就宪法的法的限制是有非常非常根本的区别，他们要的东西和他们要实现的目的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当然我们能够明白，就战国对于民的需要之下，这种成文法典的作用，那我们要进一步知道，既然孔子说只要有这个成文法典，就会冲击卿大夫，就会冲击中间层级这个贵族分封制的秩序。确实我们就要通过这个关系来看，战国初年的变法遇到的什么问题。
【0003】因此，战国初期变法的成文刑法马上产生了问题，很实际吴起与商鞅在他们所依傍的君王过世之后，迅速吴起乱箭射死，商鞅被车裂。变法本身的宗旨和他们本人的悲惨遭遇，都为这个战国初年的变法提出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挑战。也就说要树立一套外在规范是很困难的，难在哪儿呢？吴起与商鞅变法为什么失败？是君与民的关系处不好吗？还是实际上遇到的问题是君与贵族的矛盾呢？很明显，这里产生的问题不是君与民的矛盾。在那个年代，民与君所持有的力量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民变还是要陈胜吴广才有，这个时候商鞅与吴起，杀掉他们的都不是民，而是贵族。尤其是吴起，因为吴起在楚国变法，楚国历来在战国初年，是一个王族秩序和贵族高度发达的地区。在这地方，吴起遭遇的这个危机和阻力就要更大。所以说，战国初年遭遇的问题，是君与贵族的矛盾。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所谓慢慢慢慢兴起的法家，法家真正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看法家的背景，到战国初年变法的背景就是国君要想建立一个标准，就是这是一个时代的需要，因为这个列国兼并战争，包括这个铁制农具的使用。在这个时候要对民进行非常大的约束，因为这样的原因，成文刑罚对民约束，就损害了这些非中心的权利，就是个贵族的权利。因而要与贵族展开非常激烈的争斗，因此法家的缘起解决什么问题，解决国君在提出成文刑罚过程之中与贵族斗争的加派。所以法家是一个解决国君与贵族矛盾的思想体系，把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作他们己任的一个事儿，就是推行刑法、法典这些东西，对这些思想家来讲不是大问题，已经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了。但什么成功经验少，因为前面变法的人都几乎很难善终。所以说要迫切解决的问题是怎么样变法能善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好好的规范君王与贵族的关系。了解这个问题，对了解早期法家很重要，当然我明白说到这个问题，你又会觉得好像突然离我们的生活又远了，因为我们又不在这个关系之中。我们做一个小民怎么会在这关系中呢？但你稍微有点儿耐心，我们只是了解中国思想，很快这个国君与这个贵族斗争，或者处理的这套，就会在战国末年变成处理全民的一些方法。所以说了解这个过程，对于了解这个思想脉络还是很重要的。我们明白了，比如说你现在是战国初年，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谋士，或者你是一个拜相了，现在国君说，哎，你看其他国家搞这个变法很成功，在我们国家也要搞这个变法，你来搞，你现在脑子里想的什么问题，你想的就是哇噻，这我怎么能善终。就是我要搞这个变法怎么样，一边搞一边不要走上吴起和商鞅的老路。这一定是你脑子里面想的一个问题，当然，也就是当时的这些变法先驱们思考的问题。我们马上就来看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位，但是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一位就是韩国的申不害。
【0004】申不害是一个政治家，在韩国实行编发，申不害到底有什么想法呢？现在有一本书叫申子，但申子这个书已经几乎被称为是一个伪书了，就申子里面的东西并不是申不害本人写的。所以说我们怎么了解申不害的事情呢？其实现在能够参考的史料非常非常少，但是跟申不害的年代相差没有那么远的荀子和韩非子如何评价他呢？可能比起申子这本后世假托法家之名写的书，更容易看出来申不害的想法是啥。在荀子解蔽篇，就说这个申不害想着啥呢？申子蔽于势而不知智，由是谓之，道尽便矣。荀子是在批判申不害，说什么呢？申不害太关心这个势了，而不知道这个智的部分，就不知道这个知人善任，不知道真正的策略，而太关心这个势了。这个势是啥意思呢？我们来看韩非子写得更明白，韩非子定法篇说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就说公孙鞅就是商鞅，就商鞅在变法之后更关注法的部分，而申不害更关注这个术的部分。什么叫术呢？马上接着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克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野。所以术是这个国君君王掌握的一个术。这个术是干嘛的呢？是任免官员对其进行责罚，操他的杀生之柄来克制群臣里面的能者的，很明显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问题，这个是一个御臣之术。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如果商鞅之法是通过这个惩罚的驭民之术，那么申不害所关注的这个术，那就是国军的御臣之术。当然，御臣之术为何重要，我们也讲了，如果你不能好好儿实行御臣之术呢？那只要一结束，你这个变法就申不害你这个变法者，估计也就要晚节不保。所以说，为了让自己之后能够不要步上吴起商鞅的老路，最好帮助国君把群臣克的死死的，而这个术本身在使用之上，是一种高度与法相反的东西。
【0005】这个术与法的区别是哪里啊？刚才我们讲到了成文法会对驭民之臣产生限制，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一旦法是成文法，人民就知道实际规则是啥了，第一它可以直接规避规则，第二，有时候人就也能够学会去利用规则。在这个基础之上，就会认为成文的规则有时候力度就没有那么强了，在当时那个年代确实如此。所以说术与法刚好相反。法本身是成文而确定的，术却是隐晦而变化的。法的确定性，是人能够掌握这个规则而使用这个规则，那如果君要克制臣，就不可以有确定的标准。也就说，君对臣的权威正来源于多变无信。所以说申不害的观点之中，或者说韩非与荀子反诉的申不害的观点之中，君对臣的赏罚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就君对臣的考核在不断的变化，对臣子的惩罚触怒，更在不断的变化，让这个君的好恶变得隐秘而难以揣度。正因为其隐秘而难以揣度，臣子才能够时时保持对这个君上的恐惧，而这个恐惧是君驾驭他们的最佳的办法。如果你对中国历史稍微了解，你就可以明白，2000年中国政治史应该就是2000年术的不断变化，不断丰富，不断更加残酷，不断更加细致绵密的这样一部历史。我们可以说申不害所提的这个术，彻底异化了君与臣的关系，形成了中国政治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特点，直到今天依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对比中国的法家的法与术，与比如说英国大宪章这样的法中间产生的巨大的关联。因为在英国大宪章，我们知道大宪章其实就是约束英国贵族与英王关系的一部法，这个法在贵族与王之间，是产生了一种对应性的关联的，而中国的术却是王对臣的一个单向的约束，而现代政治造成的社会契约，实际上现代政治造成的社会契约，就是整个社会以平等身份构成的一种对应性关系。而在中国传统政治之中，这个法的关系，总有一个人是在契约之外的，就是在墨家思想以及法家思想继承，来确定法的权威性的这位君王。所以说这就是中国的法家，虽然也用法，我们来讲法制也叫法，大宪章是一个法，社会契约由法构成，但虽然都叫法，这两个法却完全不同。就像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说，东方各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希腊罗马世界只有一部分人是自由的，至于我们意思就是指现代人，现在尤其他指的是现代日耳曼民族是绝对自由的。就黑格尔来讲，东方各国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呢？概括的就是这种法的关系。在这种法的关系之下，有一个人永远在法之外。正是因为他在法之外，它可以对臣采用术的方式来进行各种各样的处理。所以你看，儒家与这个完全不同，儒家讲究一种牵制的彼此之间形成关系的这么一种互为权利义务的关系，虽然这个权利义务并不完全对等，但这个权利义务在君臣父子之间是相对的。正是因为让权责的对应，让这样的关系之中产生了一些自由的空间。但法家所讲，这个君由法驭民由术驭臣。在这样一种关系中，却是一种完完全全单向的关系。这个我们在上期其实说到过，我们说你看，这个儒家看上去是个等级制秩序，但这个等级制秩序之中却有平等的那一面，这个法家看上去是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就这个齐民之术嘛，所有人看上去都是齐的，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全部都不自由的齐法。在儒家关系之中，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具有上下等级的人际关系中，都能找到一点对应性。在法在这里，虽然看上去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但他平等是啥呢？他们平等的能够被王来进行绝对的支配，那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平等呢？这是申不害的想法，所以申不害的一个想法被称为重术，商鞅被称为重法，申不害被称为重术，还有一位被称为重势，就是慎到，这个慎到我们来讲一讲。
【0006】你看这个申不害讲究是这个君王用这个变化无常的方法来驾驭群臣，慎到的想法，不太一样，慎到呢是从墨家，我认为是个墨家与道家里面主要吸收的一个观点，比如慎到主张，这个国君要成为绝对绝对的权威，而这个绝对的权威就靠势，就势力的势，要形成这样一个势，这个特别像就是法就是兼爱。人们就要与国君高度一致，国君就这个势。但慎到坚决反对上贤之说，除了国君之外，天下一切都服从这个东西，没有必要上贤。但其实我明白，墨子的上贤，其实也就说的是对贵族制的替代而已啦。在墨子里面，其实上贤的所谓贤人，做到的也就是与天子完全一致而已。天下的一切，除了慎到所言的国君之外，都受到法的支配，而国君是一种形式上的权威。国军君就要高高的，高到什么地步呢？高的似乎不是人而是神，来成为法根本的是权威。因此，国君是形式的权威，法是实质性的权威。所以慎到对法的描述，就是法者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治也，就是说齐天下之动，就是让天下所有的东西都在法上获得一致。所以不管付什么代价，法都是具有绝对权威的，但慎到道家的一面，慎到特别讲究这个国君要无为而治，也就是说国君只是法的形式权威，但有了这个法之后，国君最好什么别的都不做，千万不要用你的主观想法去介入和干涉这个法。因为慎到认为这个人总有错误，你做多错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不如让这个法自主自动的运行。国君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做出这个势来，这个势就是为了这个法的形式权威而已。所以这个法是对一切人一切事的管辖，要这个势，这个国君撑起来的这个势，来拉开君臣的差异。所以听到这儿，你能够感觉到，其实跟法家差距还蛮大的，所以实际上我真的不认为慎到跟法家有什么太近的关系，我认为慎到讲的这个法和势，讲的更像是一种道家的实体化，在慎到这里讲的法它并不是以这个惩罚作为核心的，所以慎到这个法真的是管理一切的一种规律，更像是什么都要管，一切人，一切事的管辖，所以慎到这里这个国君就像是天。而法就像是道，所以说在慎到这里，我觉得更像是接受了一些儒家和墨家思想，他讲究一种道家的实体化，这个道家的实体化，就是要用法来变成道家所言的这个道，而国君也就是天。当然慎到的观点之中，还有大量的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部分，慎到有大量民本主义思想，而慎到本身也是这个齐国稷下学宫的一个访问学者，也有上大夫的这个后路。但稷下学宫这一点，我们讲到这个荀子的部分，再来细说，这是中国早期的一个官办自由学府，这是是战国的一个思想自由之风的体现。但是虽然我认为慎到的主张这个势，其实慎到不是法家，是一个典型的道家，他只是在讲这个道家的实体化而已，而且我认为他做的就是个思想实验而已。但这个道术势的区分却非常重要，因为这个道术势的区分被韩非子大量的吸收，形成集大成的韩非子法家的三个重要方面，这个法术势，不是道术势，就是法术势。所以说慎到这里讲这个势与韩非子那个恐怖的势，其实不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有很弱的关联，就慎到没那么想，慎到不要那个东西，不要那个恐怖的势，但韩非子要那个恐怖的势。当然，韩非子是有正当性去曲解慎到的观点的。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明白，在战国初年变法体制之下，有这个先前变法残酷的失败，在残酷失败之中，比如说申不害就用这个术的方式来帮助君王驾驭群臣，来避免这样的失败。而慎到提出这个势，虽然是道家的，但是也被当作是国君来树立其本身的绝对权威的一个形容，就这个势，而势与术，法是国君驭天下之的东西，而术是这个国君驭臣的东西，而这个势也是国君让法能够得以在天下顺利实行的一个玩意。在晚期韩非子那里这三个玩意儿法术势就各有功能，也各有其阐述。当然到时我们讲起来，你应该都能够听得出来，这玩意儿超级残酷，也超级恐怖。因此在战国初期，在变法形势之下，就产生了这样一些新的需要，以及需要这种新的政治实践和被后世总结出来的家派关系。
【0007】所以说，我再次说，这个申不害和慎到到底有没有留下他们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留下，不管是这个申子还是申子的后书，应该都是伪书。但是，他们的思想，就是在韩非子和荀子的作品之中，却很多的提到他们两位，所以韩非子和荀子，我们是借他们之口转来了解申不害和慎到，就他们都是后世总结了。这个慎到是一个这个理论家，申不害是个真正的政治家，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法家思想，他不是对于变法和战国刑法的一个总结，而是一个思想的杂糅，是在战国这样一种列国灭国战争的高烧中，慢慢慢慢产生的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既有战国早期变法对于民直接驱使的需要，又有墨家建立天子绝对权威的这个想象，也有墨家以利益以奖惩来代儒家德治的这么一种实用主义和客观主义思想。它又融合了子夏儒学之中小人儒的这部分，就是对于人性恶本身的钻研，以及子夏儒学之中以外部规制，而非教化来压制人性恶来对人性进行规制的这么一种冲动。当然，它抛弃了墨家与儒家上贤这一类，或者说在这种法家的视野之下，人称上贤能的就只有国君。它抛弃了儒家的德治和伦理本位的色彩，它从墨家要的交相利转向了一种绝对化的法的标准，以及它最后也抛弃了儒家要的无为而治，当然无为而治，可以说是道家的，但是起源于儒家，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变成一种非常积极，以术势来一直维持对民对于陈的高压统治的这么一种想法。所以我们说，法家不是变法家，也不是刑法家，而是在建立国君对于民的直接管辖要求时，还在从中能够促使国君控制住臣以及控制住法对于民的运行的一套制度。法家维持的就是这样的一套机制，也是后代中国历史直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轴。因此，西方君主立宪制也是臣对于王本身的克服和社会契约制，社会对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克服，在中国的思想之中sofar，到春秋完完全全没有这样的痕迹。我们知道春秋之中有人说，这个列国霸主制是君主立宪制，扯淡，跟这一点关系也没有。早期社会契约制也在这里并没有产生，而在春秋之中，集各家重长慢慢产生的实际上是法家这么一种思想。当然战国思想也有更多，他们本身的丰富性，尤其里面，值得大书特书的，当然是以孟子为主的儒家和老庄，当然以及对于阴阳学也值得了解，因为如果不了解阴阳学，就很难了解汉代董仲舒的这个对儒家的改革，我觉得更重要介绍的还是这个孟子儒家与老庄。所以说今天这期，我们还是以年代来解，今天我们大概就讲到了孟子之前，那下一期，我们主要就来讲讲老庄产生的背景和老庄思想的产生，然后我们再来讲孟子，来讲记下学宫，那最后讲到最后讲这个荀子与韩非子。那这个节目大概就讲到这里，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讲这个法家思想在战国初年的缘起，关键是讲这个法家思想到底吸收了道家思想的哪部分，以及吸收了子夏儒学的哪部分，以及在战国初年变法秩序之中，它产生一种要帮助国君以驭群臣的这种思想，在思想之中，形成后来被韩非子命名为这个法术势的三种不同的方向，到韩非子，我们还会细讲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确实，如果你足够敏感了，你能看感觉它对现在很多很多的影响，和我们今日生活中这个东西的痕迹。尤其是我最开始那个总结，就是为什么今天标题叫做痛苦的驾驭术，也就说我们在墨子思想的重大矛盾，就是以高度伦理化和利益化的主张，最后却完全使用惩罚抹平差异的方式来进行。也就如说我们对于人性有一种什么样的基础理解，以及我们把社会问题当做什么问题，它是道德问题、知识问题、利益问题，还是我们就最简单的把一切问题当作痛苦问题，认为痛苦可以驱策一切的这么一种问题。法家当然就是这个把痛苦当做一切驱动力的这么一种家派，当然这个家派带来的问题，会远远大于他从痛苦之中获得的秩序。那么，今天节目要讲的东西就这些，来看大家有什么问题要问。
这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历史背景去回答。这问题问在一个法律失效，政府失灵的情况之下的犯罪，再后来可以得到惩治吗？第二个问题，对恶法的制定者能在转型后追究其责任吗？第三个问题，对那些执行恶法的人又应该怎么对待呢？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哈哈，我就可以用一个典型的历史时期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现代法治的尝试，就是二战后对于德国战犯的审判，就是纽伦堡审判，我认为纽伦堡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说你这三个问题。因为纽伦堡审判，以及二战之后的一些德国的刑事和民事审判，因为在战争最默契。实际上完全可以看出，一个法律和政府都失灵，在当时是有很多罪行的，这些罪行包括这个民众在社会特殊时期犯下的罪行，也包括占领者对于占领区所犯下的一些罪行，尤其是苏军进入德国境内之后，那可不是一般的残忍。第二，整个第三帝国政府，你就可以完全把它当作一个恶法的制定者和恶法的执行者，在转型之后的追究问题，当然这就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我们已经进行过的一个重要问题了，这个如果你去看纽伦堡大审判，前前后后包括哪些人要判，哪些人要去原谅以及原谅和宽恕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都很重要，因为当时绝对是有要求把一切都重判，一切战争罪行都需要来解决的这样的冲动的，但实际上纽伦堡审判对于战犯的划定，以及什么叫甲级，什么叫乙级，什么叫丙级，他们的追责关系和宽恕关系等等等等，包括战后对他们判刑之后实行的这个放宽的条例，我觉得都是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尝试，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去看看纽伦堡审判。
这个问题说听下来，实行这个法家思想会让社会偏离德行，但法家思想在历史上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吗？我不会把它理解为偏离德行，这么说吧，就是实行法家思想，会让这个社会跟德行无关，就是会让社会谈不上是不是偏离德行，它会变了一个完全不以这个道德秩序构成，而几乎以这个痛苦秩序构成的社会，它起到了什么积极的作用？如果你非要说一些衍生的作用，你可以说，如果不是秦国在变法之中变得空前强大，它也不能够诛灭六国，统一天下。如果不能诛灭六国，统一天下，它也不能够达到制止战国战争的作用啊，我们如果非要这么说，他以一种残酷终止了另外一种更大的残酷，很多人会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辩护。但你要问我它起到什么积极的作用，我觉得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人要活着，如果人完全不吃不喝，人就会死，那人吃一个很有毒性的东西，你就人吃慢性毒药，但只要慢性毒药里边儿有热量，他也让人多活了几天。所以如果你问这个慢性毒药起过什么积极的作用吗？那我们非要辩护，就说这慢性毒药也有热量，它也能给人提供热量。虽然让人这个几天之后死了吧，但是如果你不吃这个毒药，你可能死的更快。也就说历史很难进行这样的一个假设，但是就像臻说的，你说他起过什么积极作用，要在我看来啊，说它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他为什么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其实，因为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今天战国初年的法家探索和对于墨家与儒家的吸收与继承的地方，还远远没有展示出它真正残酷的一面，等到我们真正讲到韩非子的思想，大家想不到，因为大家原始想法之中，韩非子是战国一位集大成者的思想家。但我了解和读了很多东西之后，如果马基雅维里能够被称为恶的导师啊，韩非子就是真正的恶魔吧，我只能这么说了，所到时候我们介绍韩非子，可能你对这个问题能够有更好的认识啊，就法家在历史上起到什么积极作用？如果是韩非子那个想法的话，它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不仅它起不到任何积极的作用，那绝对是人类历史上所能产生的几乎最可怕的思想之一。
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说现在很多企业里面都推崇使用奖惩制度，恨不得把所有行为都打上考核，这种现在看来不太像西方，更像是我们自己的传统。这我得说差距还是很大的，现代企业的奖惩考核更多还是马克思韦伯说的，这个现代理性制度，这个还是与算计，计划，经济高度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这个申不害的术里面，但大家知道啊，这个古代当臣子，跟现在企业里面搞砸了，顶多扣工资，扣工资你就走了，你在汉武帝朝作丞相，那就是高危行业，几乎都腰斩掉了。在古代，这个臣子考核不过，得到了惩罚跟今天企业里面的惩罚，那可完全不是一个惩罚，所以古代的一个名就这种法家体制里面所谓的惩罚就跟今天这种现代企业中比，它真的完全不是一个东西，所以企业制度嵌在这个经济制度之中，所以也就是说企业是一个，首先是一个经济制度，一个经济制度其实本质上是一个利用制度，它还是希望你通过创造利益来让它创造更大利益的制度，这个与他直接要求你，像秦始皇一朝几十万几十万人，在严刑峻法之下成为徭役死在修长城各种工程之上，这两个东西还是有非常非常本质的区别的，其中很大的本质区别就是现在是一个现在经济制度里面的理性计划和算计体系，这个法家的所谓奖惩，那完完全全不是一个奖惩。
今天我觉得大家也没什么别的问题啊，因为我也觉得今天这其实其就这样的一个介绍，好像也挺难提出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些部分，都是一些新玩意儿，所以问题可能没有产生出来，可能下期讲的老庄，大家可能了解多一点，问题会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记得敢于去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