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当然是一次新世界对旧世界的替代，但同时，新世界内部也充满着矛盾，这正是启蒙运动的特点，从这些矛盾之中，我们得以找到推动19世纪历史发展的关键要素和其中的张力。可以说，漫长19世纪的进程，就是启蒙运动矛盾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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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个新世界本身的矛盾性很重要，就是因为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是没有再断裂的。所以启蒙运动到19世纪发生的问题，恰恰就是在这个矛盾中的选择，那这个矛盾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同样如此。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矛盾，也是我们今天世界所产生的矛盾。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这些矛盾构成的是图景，所以说我尽量让它本身前后形成了有一定逻辑关系的顺序。但你听下来，依然有可能会觉得比较零散。它并不是每一点都环环相扣的，这也很正常。我们说了这是个图景，中间就有很多的景色。那我们刚才在讲进步与乐观，我们就从进步本身的矛盾开始入手。
虽然启蒙运动是一个非常乐观、强调进步的时代，但是那会儿的启蒙哲人，比起我们今天这种很肤浅的工业党，肯定不是一个水平的。所以当时的启蒙哲人，对于社会进步本身和进步带来的损害进步带来的困境，已经有了很多的认识。比如说孟德斯鸠对于进步就有一种历史循环论的看法，他说世间所有民族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周期，最初是野蛮人，然后成为征服者，秩序井然。这种秩序让他们成长，优雅又会削弱他们的活力，让他们最终回归野蛮状态。这是一种相对来讲比较历史循环论的意义之上，对于进步的悲观看法。休谟也有这个看法，休谟认为事实无绝对好的事情，福祸相依。他说现代礼仪固然赏心悦目，但是往往也流于造作、浮华、矫情、伪善。这也是他对于后神学时代的这种社会礼仪。因为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其实也是这个社会风尚和这个社会道德涌现的时代。休谟对这个也有很多的反思。当然我们之前也讲过，对于这一套反思的最深的当然就是卢梭。就如果你对这个内容想有很细节很细节的了解，你可以去听翻电2.0第一章，我们有两期都在讲卢梭。那么简单说一下卢梭其实是一个很反文明的人，比如说卢梭参加这个地融文学院第一期征文，当时探讨的可不就是科学和艺术是促使文明进步还是退步嘛。卢梭就认为科学和艺术是反文明的，科学和艺术发展恰恰让文明败坏。那卢梭认为最好的原初状态是高贵的野蛮人，而文明恰恰就是让这种高贵野蛮人的自立、自爱和自足的状态被贬低为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依存，因此这个罪恶丛生的一个状态。那卢梭尤其关注平等问题，他认为这个现代文明就是不平等，是对于人自然本性高贵的削减。所以在这个启蒙运动过程之中，实际上不止卢梭作为一个很典型的对象，里面几乎所有人对于启蒙运动这200年的发生进步和进步所产生的问题都有反思。就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几本这个乌托邦的著作，这些乌托邦的著作可不全是说好话，中间也会对这种新构成的纯粹科学社会本身的冰冷，有很多的反思。我觉得最典型的还要数这个威廉笛福的小人国游记，这小人国游记最开始其实也是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的。但是在后半本书，当这个主人公成为这个小人进入到大人国之后，其实就已经变成了对于启蒙本身人类所产生的文明共识的一种讽刺了。但是我要说更重要的一点，我们就从卢梭来讲，卢梭是崇古的，反文明的，认同自然主义的。但卢梭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是放弃文明吗？不是，卢梭的解决方案依然是社会契约论，虽然采取了一定激进主义的态度。那休谟也一样，休谟认为，现代礼遇、礼仪，造作浮华，矫情伪饰，休谟是要回到斯巴达式的社会吗？休谟也没有这么想。孟德斯鸠认为虽然有历史循环论，但孟德斯鸠最重要的观点依然是三权分立。就启蒙哲人看到了进步的问题，但是一个都没有复古的想法，相反都在面向未来发明新的制度。这点很重要，我觉得理解这点你才能理解。比如说二战之后，我们讲到利奥施特劳斯，利奥施特劳斯写自然权利，自然权利及其历史，虽然这本书里面把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建基于自然权利与自然法。但是依然，施特劳斯不会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回到一个神权社会，虽然有自然权利和自然法，但对于现代社会来讲，可用的方法依然是宪政的。所以说就要明白对于进步的本身的批判，以及实际可行方法之间的很大的差异。从这点上我们能够看出这个启蒙哲人对这些问题想象的深入，启蒙哲人虽然非常崇尚进步，但绝对不迷信社会进步论。什么叫社会进步论？黑格尔式的就是一种新的社会进步论，认为社会和这个人类世界一定会沿着这绝对精神向上发展。那马克思主义也一样，这个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等等等，他们都有某种社会进步论在其中。启蒙哲人追求进步，但并不迷信社会一定会进步，但他们虽然意识到社会进步的问题，相反也不认为退回旧制度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两者看上去都是有矛盾的，就是崇尚进步却不相信社会可以进步，意识到了进步的风险却没有想到退回过去的社会，这个才是一种认识比较深的表现。所以说为什么在一个人身上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就有一句很俗的话，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反映出他的认识比较深？就是在其他人身上看似特别矛盾的多种想法，在他身上却同时拥有。当他不是非常肤浅的，或者像我们最开始讲的现代人在个体问题之上的虚无主义，和这个集体问题上本质主义，不是这种糟糕的拼接，而是一种圆融拼接情况，这是一种很深的认识。启蒙运动本身就带有这种很矛盾的思想和很矛盾思想之间的张力，进步是一个例子，那我们现在就退回到进步背后的各种原理的认识之上来看到底这种思想张力是什么样的。
首当其冲的，就是理性的矛盾。很多人会把启蒙运动当做是理性主义运动，尤其我看维基百科中文的页面上都会写，这是理性时代。其实跟理性的关系没有那么近，理性在里面并不作为一个主轴出现。虽然我们可以说，这个启蒙运动可以说肇始于理性主义，尤其是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但理性主义对于启蒙运动本身马上就构成了很大的矛盾。大概里面的关系是这样的，首先从伽利略、笛卡尔开始，亚里士多德体系瓦解，亚里士多德体系瓦解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是这个分类知识的出现。你看过去在这个亚里士多德体系之中，你把握任何学科，其实本身就把握了所有的学科。这有点像黑格尔，那个小逻辑辩证法，那辩证法对自然界也是如此，对一个个人的心灵他的精神也是如此，对于人类社会是如此，因此掌握了辩证法就掌握了一切。但是亚里士多德继续瓦解之后，在启蒙运动时期，其实是系统化的分类知识，物理学归物理学，道德学归道德学，社会学归社会学等等等等。这个神学在里面起到的线索作用没有了，这是理性认识的第一点。因为普遍怀疑，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和伽利略培根式的实验方法的出现，必然带来的就是不同的经验产生不同的知识。物理学经验产生物理学知识，人与人交往的经验产生基于社会政治等等的知识。所以第一个理性带来的结果就是系统化的分类知识的出现。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出现了一个很伟大影响非常深远也很可怕的事情，就是牛顿物理学的出现。在诸多系统化的分类的知识之中，没有任何一个知识有牛顿物理学这么完美的一个体系。我们之前讲，其实讲康德，讲休谟讲过很多次。自从牛顿物理学出现之后，所有其他学科都要把自己搞的像是牛顿物理学一样。从一个公理推出定理形成体系，连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是这样写的。就是因为牛顿物理学简直一枝独秀，任何系统化的分类知识都想让自己变成像牛顿物理学一样，好像我们的知识才足够的坚固。所以虽然亚里多亚里士多德体系瓦解，但是体系瓦解之后，出现了以物理学和数学为主的这种知识范型。这种知识范畴很快就让17世纪变成了自然哲学家的世纪。所以17世纪有很多光学，这个磁学等等的进展。自然学面对社会学领域简直是一枝独秀式的替代。就过去这些搞文学的，搞艺术的，搞政治的，搞社会洞察的马上就不如这些做历史的，做光学的、做医学的人要厉害了。所以17世纪，其实这个矛盾直到今天也存在，就是科学体系对于社会学体系本身的优越性，这就是理性本身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矛盾。所以非科学性的社会领域的洞察，其实就已经不再具有根本的合理性了。这个带来了两种很不同的影响，一种就是那些不是特别熟科学，不是特别能掌握科学的人，他们会有点想来反对这个科学，像法国当时的百科全书学派，其实对于科学本身就抱有很迟疑的态度，卢梭本人也是这样。但有一些哲学家比较熟科学，像休谟，达朗贝尔，康德等等等等。他们愿意拥抱科学，愿意跟科学结合，用牛顿物理学的范式去塑造自己的哲学体系。像这个休谟的人类理解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都是如此的。所以经验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这种就成为了现代科学性哲学的源流，保有一种科学式的态度。因此，凡是无法与牛顿物理学共融的，其实在这之后看来就不是特别理性，你就不是理性的。所以卢梭慢慢慢慢就被人要划到意志主义那边去了，就是因为他无法采取一个科学的方法。那么能够与理性共融的，也会走向各种不同的源流。比如说我在这里就列举了三种，第一种就是物理学式的理性的社会学，就它的研究方法和它的基本想象是纯机械论的，就达尔文主义。所以19世纪为什么达尔文，就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本人没关系，达尔文本人不太有这个倾向。但是他出了这个东西之后，就拉马克和他出了演化论之后，整个社会学领域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思考，就是因为这就是物理学理性式的社会学。那第二种就是哲学式理性的社会学的认识，就是康德式的，你看康德式这种的就与达尔文式的完全不同。请注意，我们这里在讲启蒙思想的矛盾性，所谓矛盾性就是在看启蒙理性，都非理性一会儿再讲。我们现在就说理性体系内部都很快会分化出物理学式的理性和哲学式的理性，那这两者的区别就非常非常大。我举一个今天大家都能体会的实际例子来看待这个区别。物理学式的理性的社会学就会认为一切都是机械论的。所以今天我们这边有很多人，尤其是读完三体之后，就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在这样的想法之后，回过去看罗尔斯所谓的什么重叠共识，无知之幕，就会觉得这些都是瞎扯淡，这些在我们社会中怎么可能有这么一个基础？就是因为罗尔斯式的那种理性是康德式的，因为罗尔斯新康德主义的嘛，是这种哲学式的理性。当然对于这个，我们在第一章也有很详细的讲述，如果感兴趣可以回去听。这两者都会各自认为我们自己用的是一种特别理性的态度，就一方会认为这个社会就是与力量与力量的对比。另外一方会认为，这个社会是人的社会，人怎么会不遵从这种实践理性？实践理性对人一定会有影响效果，所以人跟人之间怎么会纯粹弱肉强食？这还仅仅是两种。在启蒙理性之中还产生了另外一种理性，就是自利式理性的社会学。自利就是自我的利益，就经济学式的，比如说这个事对我有利，我就会去做，这个事对我自己不利，我就不会去做，这又是一种理性了。这与物理学式的和哲学式的又都不同，这是一种算计的，或者你可以也可以把它当做马克思韦伯讲的工具理性那种形式的理性。所以你看光从理性这么一小事来，都产生了三种完全不同的理性的思路，而我们看产生和分化的原因，就是因为系统化分类知识的出现和系统化分类知识出现之后，牛顿的这种物理学式的理性在里面一枝独秀的作用。这里我们已经开始接触了，启蒙理性本身就是一个有矛盾的体系，那更不用说有了启蒙理性，那就还有反理性或者认为理性存在问题的各种各样的思路了。我们现在都还不用走向理性的反面，我们就来看对理性的怀疑本身。
在刚才三种之外就产生了另外一种想法，就是怀疑主义。在怀疑主义这一点，我们要去接触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讲的一个论断，这个论断对于理解启蒙时代很重要，就启蒙时代是一个相对主义的时代，这什么意思？我们一一个个来讲，我们一点点往下讲，既然牛顿式的这种物理学的理性成为了启蒙运动的理性标准，康德会认为我这个哲学理性，就基于概念的也是符合牛顿的范式的，所以纯粹理性批判是有道理的，这是康德的想法。但对于休谟来讲，既然理性是牛顿式的，是机械论的，那概念领域根本就完全是假的。苏格兰到英国这一派经验主义者就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他们就是怀疑论的，怀疑论的本身就是相对主义了，因为对于休谟来讲，怀疑论就是说概念是虚假的，感觉是真的，人又有什么样的感觉，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概念，因此不同的感觉建基于其上的概念就不同。所以说物理学能够决定我的的感觉，但是不同的人又不同的社会地位，他当然就会产生不同的感觉。就比如说今天的人没有办法运动，就去健身房运动还感觉挺爽。那你说劳动人民天天在码图搬砖搬沙袋，你在让他去健身房，对他是种煎熬，我之前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说法，不是有这个西西弗斯神话嘛，把一个大石头推上山滚下来再推上山，有人说这不是我们在健身房做的事情嘛。过去看上去如此荒谬的事，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之中，却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同，建基于其上的概念就不同。所以对于休谟这一派就会认为，牛顿式的理性是存在的，康德式的理性就不存在，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哲学的理性，哲学的理性比起感觉都是一个次级的东西，这就是怀疑主义。那怀疑主义在这个基础之上，就开展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一个非理性的领域，这个领域就是心理学。当然这个与我们今天所讲的心理学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因为我们今天所讲的心理学，有两种意涵，第一种意涵是比较跟神经科学有关的，就是更像牛顿的，就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所谓人的认知的洞察。第二部分是以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为主，但是启蒙时期的心理学完全不是这样的。
所以在启蒙时期，产生了另外一种认为认识，尤其是这个以苏格兰为主，就认为这个人不是理性的动物，人根本就是激情与欲望的动物，是这么一个想法。这个很重要，因为你可以想象在过去的神学世界中，在基督教的世界中，人的激情与欲望那绝对是坏的东西，最糟糕的东西是人的激情与欲望，人应该是理性的，虔诚的。但是就是由于这个世界突起的根本转变，又因为牛顿物理学这种理性的出现。所以说苏格兰启蒙运动者就会认为，这个人压根儿就不是理性的动物，他根本上就是被激情和欲望所支配的。就像这个斯图尔特讲，他说普通心理学才是人类知识的圆心，思想家们要从这里出发，迈向人类知识的圆周。所以说不管是休谟的人类理解论，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还是一直可能我们了解比较少，但是对于这种激情，社会学很重要的弗格森的激情社会，这些都是对于人本身是激情与欲望动物的描述。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因为只有认可了人是一个激情与欲望的动物，动机、心理和人性论本身才变得特别重要。就像休谟所讲人的激情是劳动的唯一动机。这中间就是从人不是物理学理性，也不是道德理性的动物中间，才能够产生经济学的合法性地位。这个其实是非常有创举的一点，这个创举不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我还可以再往深里面说，就是人是非理性的动物，这一点到底有什么创举？因为过去在神学体系之中，人与动物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只有人是有意识的生物，只有人是有道德的生物，所以意识、语言、道德才是人的根本。那既然人是意识语言道德的，那对于人的研究自然就很难有行为学的研究或者情绪的研究，而仅仅是语言的研究和道德的研究。所以启蒙运动时期，从这个英国的经验主义和这种激情社会来讲，终于人重新成为了一种自然生物。因为人成为自然生物，有多种多样不同的特征。正因为人是一种自然生物，自然状态理论，就是这个政治学上的自然状态理论才有可能。其次，一些更原初的情绪才被纳入到社会学和哲学的研究范围，比如说骄傲和情绪。我就举骄傲这个例子，因为骄傲在基督教体系中是个纯粹坏的东西。但是在这个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之中，却说君主制本身的原则就来自于骄傲和敏感，那如果还是一个宗教笼罩的社会，我们很难想象这会成为一种好的社会制度建构的一个方向。所以重新将人还原为一种自然生物，在启蒙运动时期，对于拓宽各种思想家，对于社会制度的设计，想象和对于人性的理解，其实是很重要的一步。这中间甚至产生了基督教人性论，像尼布尔等等的书籍，都是从这一点上逐渐扩张来的。当然从这点上你也能理解，这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为什么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所谓的心理指的还不是一种个体心理的复杂机制，而指的更是一种我们可以叫普通心理学，也可以把它叫人性论，或者民众心理学等等等等这种东西。大家很熟的一本书，就是乌合之众。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学的发展，很有意思，乌合之众这本书写作年份是1895年。你对比1895年的乌合之众和在漫长的20世纪之初，就是一七几几年的这个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你就能感觉到这两个时代很大的不同。在私密和修谟这里，普通的人还是一种有同情心，有共情能力，在经济活动之中也能够以同情来粘合社会的人。而到19世纪末，末人时代的乌合之众，已经是一本纯粹悲观毁灭性的，对于庸众持绝对否定态度的作品了。这也是这种人性论在启蒙运动的乐观和19世纪末的悲观一种很明显的对比。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在之前我们会提到这个苏格兰启蒙运动和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什么这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格兰启蒙运动把人重新还原为一种自然的经验的生物，这个对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其实起到了奠基的作用。这是为什么在苏格兰，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之中，同时诞生了最早的社会学，最早的经济学，最早的人性论等等等等，都诞生在苏格兰的原因，这确实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建基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形成经济学那种自立的理性。比如斯密说人是理性的人，和康德所讲的实践理性角度的理性人，绝对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私密这里，或者苏格兰启蒙运动这里，人是一种自利的动物，他们的激情促使他们只能自利。只是在激情的驱动之下，在自利的这个视野之下，他们能够有一些算计，这个算计的意义之上是理性的。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去做，确实受到激情的驱策。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基督教的视野之下，自私自利，激情自保，那都是最糟糕的东西，好的东西当然是无私、爱、牺牲。但就是在斯密这里，政治经济学成为可能。就是这个自私自利，不是一个坏事。就像我们之前讲过，1714年，在就在斯密之前，曼德韦尔写这个蜜蜂的预言，个人的贪婪，个人的消费，个人的放纵会成为这个社会前进的动力，这种非道德社会学在中间才能够可能。政治经济学就是一种非道德的社会学，证明在非道德因素的影响之下，整个社会的秩序是如何产生的？因为比如说在我们这边，在天人感应的情况之下，社会秩序如何产生？就是从君王到民间社会，都以一种阴阳调和的方式生活，社会才有秩序。那在一个基督教神学体系之下，社会秩序如何产生？那必须是一个对于罪有深刻认识，悔罪的社会才有秩序。但是到新的启蒙运动时代，社会秩序如何产生？人本身的激情和自私自利，也就是说人就按照他自己的自然状态生活，社会秩序就能够产生。所以是在这里，第一次自利成为了一个正当的事情，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对于社会整体有利的。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调和，它既是一种跟理性体系很大的矛盾，同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调和，它是一个什么调和？即便在我们今天的社会，自私自利与社会公益之间都存在特别巨大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今天很多行业，比如说金融行业，为什么觉得这帮人赚钱一定要赚少点儿，要给他们扣薪才可以。就是我们认为这帮人的自私自利，促使整个社会本身的秩序受到的影响。所以要对他们进行削减。我们经常在看一个灾害时期，这个雨天晚上出租车能不能涨价，灾害时期很多物资能不能涨价，我们都认为这些人的自私自利给社会秩序带来了问题。但在斯密他们的视野之中，自私自利不仅没有问题，反而对于社会整体有利。当然斯密的想法没有那么简单，斯密不是那种所谓今天网上那种放任自由主义，斯密本身除了国富论，还有道德情操论，在斯密这里本身就构成一种很有意思的张力。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的先贤这个地方，自利成为了一件正当的事，自利本身就能够构成社会的秩序。就像斯密所讲，你为什么能从一个面包师，从一个其他的服务那里获得，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公益心，并不是因为他们想为你服务，而就是因为他们的自利。正是因为他们的自利，你可以获得好的商品与服务，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边沁和穆尔他们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才得以出现，一种激进的，完全非道德的，以这个自利为基础凑起来的社会整体利益才能够得以出现。也是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对于商人阶级的尊重和崇拜才从中出现。实际上欧洲原来的社会和我们古典社会对商人的看不起是一样的，对商人是看不起的，都认为这个商人阶级不就是逐利吗？不就是盘剥其他人的利益吗？包括对金融业本身，在欧洲那边我们也知道整个排犹主要其实跟犹太人很多从事商贸商业和金融业就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仅是我们的社会歧视商人，那为什么今天的社会对于商人阶级，至少在一个比较自由主义商业社会中，对商人阶级是尊重的，甚至是有点崇拜的意味，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包括马克思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种新教伦理就商人阶级能够把自己当做某种宗教天命观，把自己的实践中产生宗教天命，也与这种自利本身的正当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些新的商人们只要拼命的创造财富赚钱，自己生活过的清贫一点点，他们本身世俗的超验天命甚至都可以得到完成。所以你会发现透过非理性的这一面，透过激情等等，最终绕到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就这种功利主义、社会算计的工具理性的东西，获得了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从整个启蒙运动的就光理性这一点，就产生了这么多彼此之间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路线看法和社会制度设计。
所以稍微总结一下就能看出，这里边已经生成了，我们把它叫做绝对主义社会和相对主义社会了。那么绝对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的构成，需要透过理性产生统一的标准和道德观念。比如说物理学是理性导向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这种绝对主义社会就认同绝对的力量对比，绝对的生存斗争。那哲学理性式的康德式的绝对主义社会就认为社会具有绝对的道德原则，像罗尔斯他们也是认为，就现在社会有被理性证成的绝对的道德原则规范。那包括在自利理性之上，反对自利理性构成的，比如说马克思就是反对这样的自利理性，它最终也构成一种绝对主义的社会方向。所以从启蒙的路线之上，就有这么多种不同的绝对主义的社会，这些绝对主义的社会之中这些路线和制度，都会互相产生矛盾冲撞。那当然也有两种相对主义式的社会，第一种是反对哲学理性怀疑主义式的，但是没有激进到走向纯粹功利主义的休谟，洛克，伯克这种比较保守主义的相对主义社会，认为新的进步与过去的传统需要在经验中得到调和。第二种是相对比较激进的，基于经济学自立理性的边沁穆尔意义上的相对主义社会。这种相对主义社会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自利去发展就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秩序。就这种纯粹放任自由主义的和保守主义式的本身，都能够构成足够的社会主权的矛盾和政治体内部的矛盾的，更不用说那边还有达尔文式的，康德式的，马克思式的。所以说，这就是说为什么启蒙理性，或者启蒙所产生这个新世界的图景内部有很丰富的矛盾性，就能够从这里面看出来。当然如果你对19世纪历史相对熟悉一点，你就能明白19世纪历史可不就是这几种社会路线在一个政治实体内部的巨大碰撞。其实我们之前讲到的那个雾月文章这里边你就能看出，当时法国尤其是在这个19世纪中期，七月革命之后，整个内部的路线不就是这几种路线本身的碰撞吗？当然这个我们到时候讲到具体史实的时候，还会把它展开跟具体的事例去讲。
我们这里讲到了他们各种不同的差异，但在差异之中我还要拉回来讲一下。虽然什么绝对主义社会，相对主义社会有各种不同的路线，但这些路线之中产生了一个关键的新的学科，是它们共同关注的，并且在关注之中，我尤其要讲就是这个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怀疑主义这一支，对这个问题有一个什么样新的认识。这个核心观点，就是道德哲学，这个道德哲学，在这里成为一个很新的课题。就是你如果听过之前节目，你记得够细，你应该能记得其实休谟斯密他们在大学里的讲习，都是道德哲学教授，康德也当过道德哲学的教授。所以在启蒙时期，道德哲学是一个特别受关注的学科，这个学科这么受关注的原因，跟过去那个世界的残留有关系。当然我认为有更深的渊源，关系是什么？在过去那个神学世界，道德是核心，而且这个道德是有这个神学权威做支撑的。所谓道德就是指基督教道德。当然在这个神学世界瓦解之后，什么是道德的真空，比起政治权威的真空和个人意义的真空来讲，可以说是一种更重要的真空。那么在学术体系之中，当然要填补的最大真空就是道德真空，因此，就是这个道德哲学，这是一种想法。其实反过来还有另外一种想法，我就是认为更深的那个想法，我们过去在很多节目里面其实也都讲到过，这个人跟人之间或者社会组织跟人之间有一个很难抛弃的东西，就是承认，就黑格尔所讲的那个承认关系。当然承认有两种承认了，一种承认就是力量的承认，打服了也是一种承认。那第二种承认就是合理性的承认，这个合理性的承认，我们在各种各样的节目里面都讲过，这个人是意义的动物，既然人是意义的动物，就算今天世界上最强权的国家都不可能纯粹使用强权，还是要使用意义体系。所以承认这个问题很重要，或者说反过来讲，道德是这个社会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纽带。这就是我们过去讲的，即便人持有道德虚无主义，都得从理论上论证道德虚无主义，才能够站得住那个立场，就是因为承认如此重要。所以说启蒙运动的时期，我们都说了并不是启蒙导致了基督教世界瓦解。这个基督教世界是自己瓦解的，自己瓦解里面有个特别大的东西。就过去的封建时代，欧洲封建时代的基层社会是由教会管理的，但是进入启蒙，进入工业商业社会之后，整个基层社会是由各个君主国的世俗行政体系管理的，就慢慢产生了新的跟我们今天比较相似的世俗行政体系，这些世俗行政体系本身在运转过程中同样需要道德原则，同样需要道德合理性。所以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道德哲学为什么在启蒙运动之中非常重要。说了这些之后，我就反过来说，道德这么重要，回答道德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回答方法。基督教有基督教的回答方法。康德的回答方法是理性的，道德本身也是能够有理性证成一套道德系统。那培根、笛卡尔他们也有一个回答方法，这个道德的本质更多的是去了解自然原则，是从自然原则中推出的。但这个东西你听过之前翻电的节目，你明白这其实推不出来。我们很难真正从自然原则之中推出道德原则，如果能推出来，很可能就会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的。那这里面就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思想了，也是跟今天的社会可能最有关系，或者说最有价值的一种思想，就是这个情操论。首先来说什么是情操，斯密那本书叫道德情操论，这里面既有道德，又有情操，道德是moral，情操是settlement。这个sentiment是个什么样东西，很重要。刚才我们讲了，从休谟的怀疑主义之后，认为人不是理性的人，是受到他的激情和情绪的操控的。那么在这帮人的思想里面，好的那个道德不像基督教道德那种以文本教条出现，也不像康德体系的道德那样以某种道德律令出现，从根本上它更像一种情绪。所以这个道德律令，这个情操不是道德律令式的，不是理性式的，而是情感式的。休谟就很强调这个同情心和怜悯心，斯密在道德情操的里面，这个情操的核心就是这个sympathy共情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孟德斯鸠在做政体划分和论法的精神里面有这个政体品德搭配论，所以在启蒙时期产生了一大套和基督教时期不同的情操，而不是道德。为什么我说情操论重要，就是这些情操论是我们今天还接受不了的，我们今天还接受不了这些情操，比如说第一个情操，启蒙时代很重要的一个情操，从英国发源的，就是宽容，宽容最初发源于宗教，宽容就是对于信仰不同教派的人中间的宽容，宽容本身没有什么理性价值。因为宽容为什么没有理性价值？宽容既然叫宽容，言下之意就是要宽容一些在你的视野中是坏的东西才叫宽容。我们不会说宽容其他人做好事，宽容其他人贡献，这没什么可宽容的。所谓宽容，就是宽容那些你觉得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在理性上，那肯定就是一个坏事。所以宽容为什么是一种情操，而不是一种理性就是这个原因。所以宽容的基础是相对主义，而不是理性。宽容的基础，首先是认识到这样的区别，这是苏格兰启蒙运动在推倒了原来的教条主义之后产生的一种，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情操，这东西你不需要理性，就要靠什么？你看这很重要，理性靠啥？理性靠想通。只要你把那理性推下去了，你明白了里边的道理，你就应该获得这种判断。什么叫cement，什么叫情操？情操当然靠锻炼，所以宽容这个事儿是怎么出来的？并不是你搞懂了宽容的道理，而是你要压抑自己去谴责那些你不认可东西的想法。理性靠想出来，情操靠练出来的。那除了宽容的情操之外，整个启蒙时期产生的情操还包括反战，反战也不是一个理性的东西，而是一种利己主义的东西，是因为你也不想打仗，你也不想别人打仗，你不想社会在经历过去欧洲宗教战争那样的东西。所以这是一种情操，压抑使用暴力的方法，诛灭他人的想法。因为反战本身其实是非理性的。我们从理性角度认为如果有一个极恶之人，甚至有一个极恶的群体，那当然是要去剿灭他们，当然是要去消灭他们，才对社会有好处。所以反战本身也是非理性的，其中还包括废奴，废奴当然听上去是一个建基于理性的道德观念，但实际上在十八世纪后期废奴这个事和反战一样，已经在功利主义的角度对它金信个论证了，因为奴隶制暴露除了很多弊端，包括社会治理的弊端，导致奴隶贩运和经济上已经是折本的，它本身是无利可图的东西，因此人们才反对它，这已经不是传统道德主义的思路了。
最重要的我认为包括什么？包括程序法正义。首先程序法正义这个事，就是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诞生的一种很重要的社会情操，这个也是今天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比如说坏人为什么要经过合理的程序才能够被判罪，为什么社会不能进行公共判决？为什么不能有意境？这是我们其实上期讲过，为什么不能网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所以程序法正义也是不是一种理性，而是一种情操。当然这里就可以关联很多话题了，比如说废死这样的话题，它是一种理性道德还是一种情操呢？当然其实是一种情操。当然它既然是一种情操啊，就不要想是具有普遍性的，就不要想我们有一个办法来说服人们相信这是一个人人都必须接收的情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了。所以道德哲学在启蒙运动时期很重要，尤其重要的就是道德与情操这一点，把情绪情操论演绎于道德哲学之中，形成一个与理性道德不同的体系，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所以说启蒙运动发生的首先是道德的丢弃，所谓的礼崩乐坏，基督教传统道德的丢弃，变成情操论，才有康德在启蒙运动末期，对于理性道德的再复兴。所以理性道德的出现，并不是跟启蒙运动中间一直伴随的，实践理性批判这本书写作的年代是1788年，这已经是很晚很晚的时期了。所以康德是，因为本来德国就是一个启蒙的后发国家，康德是在启蒙运动晚期才促使理性道德的再复兴的。当然理性道德的再复兴，对于道德和情操体系都非常重要。包括我们之前讲罗尔斯其实是在20世纪用理性系统证成了在现代政治条件之下宽容和反战这种情操的理性基础，这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贡献。那就是大家要明白情操和道德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在一个非理性的体系之下，是如何用情操论去证成这个人与人之间承认和合法性的，这是启蒙运动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情操已经很重要了，那更重要的，就是不管是斯密、休谟这些人是怎么样证明情操的？他是怎么样在一个牛顿体系之外的方法里面证明情操的。比如康德，不管是实践理性批判，还是这个纯粹理性批判，其实都挺像牛顿这物理学的。它是有一个定理，有一个公理，然后衍发定理。但是苏格兰这帮人，证明情操并不是通过这样理性推演的方式出现的。这里面有一个甚至比情操更重要的东西，是过去在启蒙运动之前不存在的，在今天这个社会非常重要，但是不太被看重的一个玩意，就是得出这些情操的背后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社会学。在启蒙运动中，更要被称为人道功利主义社会学。就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才变得重要。你可以想象在这天主教的体系之中，社会怎么样这事一点儿都不重要。因为社会本身是亏缺的，只有神意才是完满的。所以你不去研究如何完满去研究社会如何亏缺，这事意义不大，但就是在那样的教条瓦解之后，尤其是在培根和笛卡尔等等的方法之下，经验性的社会研究而非理论研究才重要。你可以对比斯密的国富论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你就明白什么叫理论研究，什么叫经验性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可以说是一本就这种哲学家坐在摇椅上搞出来的纯粹理性的著作。在这个著作中，比如说什么纯粹数学，如何可能纯粹自然哲学如何可能，公理定理非常少提到实际的生产。而休谟的国富论就是从研究一个生产大头钉的工厂如何通过分工提高效率，这个工厂又如何与其他工厂共同协作，提高效率的过程中产生的国富论。所以后者就是一种经验性的社会研究，只有在启蒙运动之中，这种经验性的社会研究才变得很重要。重要性在哪里？这种研究的基础本身就是相对主义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假设有一个结论在那里，它是从经验性的研究之中去写，这里面能够得出什么样的观察结果？这是纯粹休谟式的通过感觉和归纳出来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今天社会所提到的社会学与新的这种历史学，才成为整个启蒙运动时期的新学科。这种新的历史学在启蒙运动最开始，体现为欧洲人突然对于东方、中国和印度的认识，包括孟德斯鸠写的波斯人姓扎，对于非基督教国家的认识。因为写这些国家的历史证明，这些国家本身制度的合法性是脱离基督教体系的。这本身从旨趣上就是相对主义的，也是经验主义的。所以说从社会实际观察中得出结论，那我们今天当然对这个熟视无睹，觉得天经地义，其实也没有那么天经地义。如果你真的去看的话，今天很多所谓偏社会领域研究的东西，实际上是比较结论先行的，比较贴近理论研究的。为什么？我们就可以来反过来看看这个国富论。当然国富论在启蒙运动时期，可以说是与论法的精神，罗马帝国衰亡史基本的一样。这三本书，就论法的精神，国富论，罗马帝国衰亡史，包括我们刚才讲写激情社会的那个弗格森写过一个文明社会史论。这些都是最典型的人道功利主义社会学的著作，但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国富论，国富论完全是从这些小的社会经验和工厂的现实出发，最后在国富论中，斯密论证了啥？斯密分析出来有以下几个问题，我觉得都很重要，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对于自利的论证，就是人的自利怎么构成社会秩序这个事情是完全反过去，宗教甚至反道德的一个事。第二，这里面也包含了对于工业社会本身的预言，对于进入工业社会之后一个政治组织和一个政治实体的竞争力的产生。第三是被称为贸易乌托邦的跳出过去，启蒙早期那种科学和技术的乌托邦，而是一种制度的乌托邦，这个制度乌托邦可以说主宰了整个19世纪，也是在启蒙运动时期走到19世纪末期胜出的一个自由主义的思想。更重要的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在斯密早期的欧洲的经济学理论走向了从重商主义走到重农主义的阶段。重商主义就是各个国家搞很多的这个贸易壁垒，然后对其他国家的贸易刻以重税，因为感觉这个方式能够促使国家财富的积累。但这个方式很简单，打仗嘛，重商主义就会用舰船敲开你的大门，用舰船迫使你，用战争迫使你这个降低关税，最后都是走向战争。那重农主义又走向其反面，不重视贸易，只重视商品生产。那斯密的国富论一举克服了重商主义，也整合了重农主义的生产的理论。所以国富论这本书非常的厉害，厉害之处第一肯定是恰逢其时，它恰逢人类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关键时间，又恰逢欧洲从重商主义的彼此的战争中走出的时间。一次性的为未来社会既做出了预言，又做出了社会合理性的论证，就是国富论这样的书，导致了英国早期启蒙思想在法国的狂飙。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如果大家知道这两个可以说在当时的法国都是精英，就是精神英国人，不是那个精英，都是精神英国人。他们都去到过英国，拜读过这些重要的休谟和斯密的作品，认为这个东西比当时法国的理性主义要高明的多。尤其是伏尔泰写的哲学书简，一直从牛顿到洛克到私密，都对法国人进行输出。正是因为有从英国尤其是从苏格兰肇始的人道功利主义社会学产生了启蒙运动，中间最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不是过去那种道德决定论的视角，而是制度视角。正是在这种视角之下，贫穷、繁荣、幸福不再是道德决定的，不是道德败坏的人穷，道德好的人富有，有神意的国家富有，就是渎神的国家灭亡，不是这样的。而是跟社会的实际经验有关，社会与制度的，正是这个东西产生了启蒙运动的制度发明时代的兴起。所以说我们把这种称作系统化的人道精神的胜利，过去人道精神体现在文艺作品之中，体现在某种道德原则之中。而在斯密之后，人道精神体现在系统之中，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视角，我们今天有个分析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不再把一个人的罪恶犯罪纯粹当做是他道德的问题了，这个应该在翻电之前那期怒江节目之中应该体现的很明显。在这里我回溯一下刚才我们讲的内容，我们从理性的分舒开始提到了为什么启蒙运动不是一个理性运动，而是一个多样性的运动，尤其体现为一个相对主义的运动。我们就从这里说到理性和它非理性的那一面，非理性的那面就是对于人的激情、情绪的认知，在激情、情绪、认知之上树立起了经济学的视角，在经济学的视角之上，树立了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学的研究方式，而不是像康德那种纯理的研究方式，从中产生这种系统化的制度化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这个视角。我讲了这么多，而且这个讲法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对这个对这套启蒙运动中路线的一个溢美之词，就像我为什么做小专题要再去讲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希望能把这套思想，把这套思想的源流和其中的内核讲的更清楚一点。当然我们要回头来看，不管怎么说这些也仅仅是启蒙运动中的一个方法，虽然它留下了很深厚的结果，它本身既会与启蒙运动中的其他路线发生碰撞，也能够与其他路线进行整合，这整合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革命。
这就是经验主义社会学在政治领域的应用。在政治领域，比如中国这边，当然是道德式的，德政，儒家讲究德政，一个政治要做的好，当然与这个德性有关。那古罗马也是德性政治学，到孟德斯鸠甚至都还是德性的政治学。不同的政体体系背后匹配不同的美德，甚至恐惧来对它进行支撑。什么时候开始政治学能够真正进展到制度的政治学？就是由洛克斯密他们所引发的美国革命，比如说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就写像大多数其他科学一样，政治科学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个联邦党人文集和这个启蒙运动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学作品非常不一样。其他政治学作品大多数都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而联邦党人文集就是87篇小文章构成。这87篇小文章也不是为了去建立一个什么新理论，它本身是一个政治说服的作品。当时其实是因为美国在搞这个制宪会议，而纽约州可能很不容易接受宪法。所以在纽约的很多报纸之上，这些联邦党人就在报纸上连载这样的小文章，来普及一些经验主义的政治学概念，最后汇集成了联邦党人文集，当然也成为了人类政治历史上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就是这种写作在过去的时代会当做有点儿不入流，就是你里面又没有系统，又没有公理定理体系，甚至比起休谟的这种写法，看似都没有什么人性上的深刻洞察，而是一些比较细枝末节的比较零散的东西。这个东西怎么会构成一个在政治学上有奠基意义的作品？原因就是因为经验性的社会学著作和纯理式的理论构成是不同的，这个就是启蒙运动中的另外一种方法。它本身体现为相对主义的折中主义的保守主义的方式。所以我们很难说英国是保守主义或激进主义的，因为启蒙的原发地就在英国。启蒙本身最开始的很多想法都是从英国产生的，但是它产生了两种结果，就是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都是受到英国启蒙很大影响的，就是开启一种保守的启蒙政治和激进启蒙政治一个很大的差异。而保守与激进启蒙政治，当然熟悉我的听众应该会知道我肯定是什么所谓保守主义等等等等，但我到现在还不还不想就很轻易的评价说，保守启蒙政治就一定比其激进启蒙政治要好很多。尤其是发展到现在，你也能看到这个保守启蒙政治这个路线所产生的一些顽疾和一些问题。所以这两种方式肯定不能直接的去评价它孰好孰坏，但大家要理解这两种东西，在19世纪所产生的矛盾，这矛盾也很明显。所有托克维尔写的书，尤其托克维尔描写自己在法国政坛上的书。那托克维尔，就是典型的精英，就是精神英国人，是法国当时的保守启蒙代表。而托克维尔的论敌，不管是保皇党还是激进党，那都是激进政治启蒙的代表，那这两者的争斗很大就体现在法国的19世纪政治进程之上。而这里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美国这个国家是从独立战争之后从头来过的，这种从头来过的重启，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沙俄、法国是没有这个机会的。虽然经历激进革命，但也未必有这种从零开始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看托克维尔的书，你也知道法国虽然经历大革命，但大革命之后政府的构成同样是民主党，保皇党，政治君主立宪派等等等等，他们一起去合作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其他国家未必有像美国这样从零开始的经验，所以欧洲路走的就要曲折的多。当然在这个曲折过程中，我们更容易看到保守启蒙的政治和激进启蒙政治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差异。刚才所有很长的这一节，我们都在讲跟这个理性可能路线比较相悖的，从怀疑主义到情感情绪畸形社会走下来的这套相对偏保守主义的政治路线，那我们再反过来看看理性这个路线往下走出的这个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线是什么样，就是可能与其进行对抗、碰撞和矛盾的这一支。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会成为启蒙运动之后的一个核心矛盾。所有后发启蒙国家，包括我们、日本、德国、法国、沙俄，包括中间一些国家，荷兰等等等等，西班牙，全部要经历这样的一个矛盾，就是理性主义上长出了政治学的制度矛盾。这个理性主义上长出政治学，有几种不同的样貌，最典型的就是自然状态的政治学。这个自然状态政治学我们之前其实讲过，霍布斯、洛克、卢梭。我们讲的比较多的是在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里面有一章讲过。所以今天我们更去讲他的这个理性主义一面，就这个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的思想。卢梭是里面非常典型的一个激进民主主义的社会学者，那同样的思路之下，霍普斯就导向了这个威权君主社会。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你去读他们的书，不管是读立维坦，还是读这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你们跟联邦党人文集来做对比的话，你就能知道什么叫做经验主义的政治学，什么叫理性主义的政治学。那后两者有假设有结论，有完整的制度设计，这个就是理性主义政治学。那前者联邦党的文集就是非常经验主义的。这边特殊的是洛克，因为洛克最后导向有限制度政府学说，可以说是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个精神的发源。那我就来讲这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到底有什么区别？写成完整理论的和写成比较分散的，其实它的区别是什么？这个区别就是有限秩序和绝对秩序。什么叫绝对秩序？霍布斯这个路线就能看作一种绝对秩序很典型的代表。就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大家应该都知道他对于自然状态假设，就是人与人之间就是无休止的征战。因此，人是不想要这种征战的，不想要这个征战，就要建立一种绝对的秩序。这个秩序方要来限制人与人之间的征战，这是人跟人之间构成政府的根本原因。政府就是来让人跟人之间绝对不要发生这样征战的一个政府，所以说它是塑造一种绝对秩序的。在霍布斯的理论之中为了不要这种征战，即使放弃掉最大程度的权利，你都应该要去愿意，因为总比死了强。这就是威权君主制社会的一个证成。这里面要的是一个绝对的秩序。卢梭要的也是绝对秩序，卢梭说，虽然卢梭构成的是共和国，共和国建立在所谓的公义之上，公共意志之上。但是为了形成公共意志，为了形成平等，每个人要自由的放弃自己的自由，去服从那个公共意志，这种绝对的平等才可以实现。卢梭对于平等强调和平等最后，因此很多人说，卢梭是这个专制就现代专制的一个鼻祖，这是有点道理的。其原因都是因为理性主义上长出的政治学想要塑造一种绝对的秩序。而联邦党人文集，为什么是这种分散性的？它塑造的是相对有限的秩序。就说我们从零开始，从零开始已经形成了各个不同的州，每个州有自己州的方法，所以它捏合在一起，并不需要一个绝对的秩序，相反的它要的就是中央政府跟州的关系什么样？这个宪法与州立法的关系什么样？它是一个有限秩序的结合。这是为什么这将会成为启蒙运动之后的核心矛盾，核心矛盾就在这，所有思辩要进行变革的国家，是在现有基础之上优化调整建立一个有限秩序，还是完全推翻建立一个绝对秩序的体系，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这个选择的张力是什么了。法国为什么第二次走向拿破仑波拿巴的帝制复辟？就是因为法国人认为，当时面对周围普鲁士等等其他国家的挑战，法国不能够在一个比较类似于这个君主立宪制多方不同势力之间妥协的情况之下，在如此低效的政府之下建立一个有限秩序。而应该让拿破仑波拿巴复辟，建立一个绝对的秩序才能够应对当时的挑战。而且你真的不能说这个想法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这想法是有道理的，法国人一直有这个绝对秩序的基因。这是从伏尔泰就体现的很明显了，伏尔泰就是这个开明君主政治很重要的一个棋手。因此，理性主义上长出的政治学，除了洛克的之外，都有点导向开明君主政治。这就是俄国、德国、日本等等等等等等很多国家最后同样选择的一个方式。这很有意思，启蒙运动末期，真正走向共和制或者民主制的国家非常少，启蒙运动诞生的新国家都是开明君主国。所以你就不能不说开明君主制是一个错误，开明君主制本身有它很多的道理。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映照到我们今天的问题，这是为什么讲究的原因。那么这些开明君主国，在19世纪中，不仅对内，对他们国家内部产生了很多新的矛盾与问题，对国家外部同样产生了很多新的矛盾与问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腓特烈大帝二世所建立的普鲁士。我们都明白这个19世纪末期的问题，一战、二战恰恰就是在这样一个早期的开明君主制之下，慢慢慢慢形成的一种思路和方法，所以这个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那我这里就要来讲了，为什么开明君主制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怎么样建基在启蒙运动更深的一个矛盾之上，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你看我们刚才讲一个问题，启蒙运动跟过去时代的最大差异是什么？这个最大差异就是对于人的树立，对于每一个人的树立，而不是以这个神作为这个事件的基准了，而是以人作为基准。所以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个体人成为了合法的政治实体，不是神，也不是君权。这个是理论上的，现实上是什么？现实上启蒙运动导致人的差异变得极大。你可以想象过去欧洲封建社会，一个封建领主和他下面的农民都是在一个方言区域之下接受这个方言神父的这个神学体系的限制。当然这个封建领主非常富，这个贫农，他的佃农非常穷，都是有可能的。但其实他们的生活差异真的没有那么的大，他们的观念差异没有那么大。启蒙运动虽然奠基于人之上，但其实根本上拉大了人与人的差异。在法国像伏尔泰这种去过英国，懂英语，学过牛顿的物理学，掌握了这套知识，回到法国和从法国乡村选上的一个国会议员之间，思想观念上天渊之别，政治能力之上天渊之别。所以启蒙运动导致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人跟人的差异变得非常大。伏尔泰评价普通平民，就说他们优柔寡断，感情上不可靠、不公正，残忍狂热。所以在这样一个个体成为合法政治实体的时代，遇到的很重要问题就是这些所谓未被启蒙的个体到底算什么？在斯密的意义上，不管他有没有启蒙，他只要能自利，他有这种经济理性，能够在经济系统的运作就非常好了。这些人就足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了，但是在非斯密的体系之下可不是这样。在霍布斯的体系之下，这些未被启蒙的人可是要严格的用暴力去限制他们对其他人采取暴力的方式。在卢梭的体系之下，这些未被启蒙的人必须有办法迫使他们自愿放弃自己的自由，服从于公共意志，才能够有秩序。即便对于边沁这样的功利主义者，都会认为我们现在对社会有一个功利方案，这个功利主义的方案是对这些平民有好处的。但是你告诉他的时候，你得换个别的方式，以道德等等方式告诉他，也就说你得骗骗他，这个功利的方案，才能够真正的推行下去。就像这些功利主义改革家，虽然认可自利自私就能够维持社会整体功利，但是话上他们却不认可我们要告诉每个人就是要自私，大家不要管他人，只要管你自己，然后每个人只要足够自私社会功利就会好，而本身他依然主张对社会进行一个相对具有责任的道德的教育手段。所以除了斯密这样的贸易乌托邦之外，对于其他启蒙运动产生的路线，未受启蒙的人都是个问题。未受启蒙的平民虽然是合法的政治实体，但都无法自动形成秩序。也就是说自由个体很重要，但是这个自由你得强加给他。因为他自己并不理解这个自由，这个自由必须已受启蒙的人强加给他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到启蒙运动的末期，开明君主制成为最明显制度的原因，就是各个国家都认为唯一合理的方法就是把秩序和自由强加给他们。像腓特烈大帝自己在论证体这本书，也就是你看，他已经完全抛弃天赋君权神授的观点。他认为这个君主的职责，是要维护法律，严格执行司法程序，行使一切权利去杜绝社会风气的腐化，保卫自己的国家，对抗外敌，地方官去关注农业发展，保证国家食物供应充足，鼓励商贸业的发展。而且腓特烈大帝是很反对君主权力的分散和君主权力被其他人去分享的。只有开明君主自己懂进步，懂理性，懂什么是好的制度，并且用他的权利把这种秩序和自由强加给其他人，真正启蒙的进步才会发生。去依赖普通民众自主的发生是不可能的，你听着熟不熟。你不光熟，历史上也很熟，费特烈二世，西班牙的卡洛斯三世，后来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尤其是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两个拿破仑，全部都是启蒙运动之后，最典型的开明君主的代表。20世纪我们讲南美洲历史，比比皆是开明君主是个人物。所以启蒙里面所树立起来的个体，它的合法性，它的自利，它的自主，它的自由，但是面对未启蒙平民反而成了一个坏事。
所以你看这是启蒙运动很有意思的一点，启蒙运动最开始是从人的自利自主开始的，但最后却走向了其反面。你可以想象什么是人自利和自主，这不就是自由？。自由我觉得两个最核心的，就是第一你做什么自己做决定，自主对吧？第二就是你保全你自己的利益，你有权利这么做，这不是自由的这两个核心吗？但是转过来之后，自利和自主不管在卢梭这里，在霍布斯那里，在开明君主那里，在这个伏尔泰那里的都变成了一个坏事。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能明白，其实在不同的语境之下，启蒙运动中的自由所包含的意涵是非常不同的。其中最典型的自利和自主的意涵，是来自于英国启蒙运动，英国启蒙运动尤其是从这个光荣革命之后讲的就是这种自由主义式的，主要是以经济权和财产权为主的，以洛克这个为基准的。到美国独立宣言里面就不同了，美国独立宣言里面自由讲的更多是各个其他政治实体，像州等等等等的与宪法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的张力，指的是各个次一级的政治实体不受到中央权力的管辖。到法国大革命讲的完全不是这回事，尤其是以卢梭为核心的自由，这个自由的意涵主要指的是反对阶级社会，主要指的是平等。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不就是第一阶级、第二阶级、第三阶级在税收权利之上的差异和财富的分化嘛？所以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这个自由观念跟平等的关系变得非常大。到普鲁士的自由，变成一种民族主义的东西，变成了德意志本身的统一，民族国家在神圣罗马帝国体系之外，建立民族国家的这种权利。所以不管是英国、美国、法国、普鲁士，启蒙运动所要的这个自由，在他们各自的不同语境中，却变成了很不同的东西。虽然自主权交予了人，但这个人可不是在每个地方都直接交予了每一个个体。因此虽然说神没有了权威，人民有了权威，但这个人民权威的实际样貌和阐释，在启蒙运动中却有很多不同的方式。而且，在18世纪，绝对主义、绝对秩序才是在欧洲各国竞争之下的大势所趋。真正建立相对秩序的国家，要么就是早已经崛起的英国，要么就是孤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其他欧洲国家都都很难去选择一个相对秩序的路径。所以启蒙运动末期，这个相对秩序的几乎只有英国，荷兰，因为荷兰有很强的这个相对传统，其他国家其实都是这个开明君主国。我们最终把这个点其实落在比较多在这个政治制度之上，这也是跟这个PPE的方法其实很接近的。而且从这一点上，我觉得也是跟大家的生活体感可能关系最紧密的。我们来总结一下，回头来看就启蒙运动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矛盾，以及我们可能未来在讲19世纪历史进程之中，主要就是关注这些矛盾之间的关系和碰撞。
有如下这些是这种新世界图景之下的矛盾。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很严重的一个，就是启蒙者与未启蒙者的矛盾。这个其实也体现在很多启蒙哲学家自己的身上，不管他们对于基础人性论的看法，还是对于平民的看法，都影响了他们最后所设想未来社会的制度和秩序，就是这个平民社会的问题，也是个自由主义这个核心的问题。到今天这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张力，就启蒙者与未启蒙者之间的矛盾。那第二个矛盾就是哲学的理性，康德式的，物理的理性，牛顿式的和怀疑主义就休谟式的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就是社会达尔文式的这个机械论的政治，最后卢梭那种激进主义的政治和休谟这种保守主义政治，这三种政治论之间的差异。这个也是一个很核心的差异，不管是在政治实体之间，还是政治实体之内，都能够看的很清楚。然后是理性与激情，理性与经验之间的矛盾，这个就是纯理主义就真理主义，浪漫主义就乌合之众的这种群众心理学和美国实用主义体系之间的矛盾和挑战。这些也是都从启蒙运动中发源出来的不同想法。当然，就有个人权利、传统君权和公共意志，卢梭式的公共意义之间的矛盾，就变成民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中的矛盾。当然我们说了启蒙运动是一种相对主义运动，但相对主义都产生了三种，发源于相对主义，对相对主义有某种超越的方法。第一种，就是自由主义，贸易乌托邦是超出相对主义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视角之上，自利、自私、宽容、贸易是超出相对主义的，是共同的准则，那种情操。是以休谟和斯密为代表的。第二种民族主义是一种超越相对主义的方法，就是相对主义在各国之间，各文化之间是存在的。但是在我们文化内部是绝对主义的，这个是以德国赫尔德为主的，这个大家最熟了。第三是世界主义的，就认为还是有一种理性的方法，是超越在相对主义之上的建基的，尤其是康德论，永久和平、世界政府等等等等这些至上的，这也是19世纪，尤其在条约体系内部所呈现的一种张力。真的非常多，这是各种各样不同的景象，这里面有经济的路线，有政治的路线，有社会思潮的路线，也有认识论的路线。所以这就是我说为什么启蒙运动不是一种单向度的进步，而是一种思想大爆发，有点像礼崩乐坏一样，各种不同这个观念，各种不同合理性思想的一次爆发和碰撞。当然我们最后就要去看19世纪，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讲完这一章之后，我们就做好了一个关于启蒙运动，最后留下结果的铺垫。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当然讲的颗粒度会很细，就是要看这种新世界图景下的矛盾，到底呈现这两个运动之中是怎么样的。当然讲美国那里面也会涉及到我们去看联邦党人文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启蒙。在接下来讲之前，我最后再讲比较简单的几个，就是启蒙运动，虽然是一种特别进步的一种思想，但是确实也对我们的社会投下了很大的阴影，产生了一种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尤其体现在所谓的未充分受启蒙者的身上的压力。